金融的发达，可以使爱情从婚姻或者养儿育女中分开，这是实现欲望方式的转变。
其次，建立大数据监管系统，实现监管部门信息共享。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
与推行负面清单管理相配套，推进监管转型。第五，加快推进市场监管法治化进程。以负面清单管理实现简政放权改革的新突破。国内自贸试验区虽然是对外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倒逼国内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负面清单管理经验。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领域，内外资应当是平等的。
推行法人承诺制，形成以企业信用为基础的事中、事后监管。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特征是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少儿抚养比由1999年的47.7%下降到2010年的36.9%，老年赡养比从1999年的10.2%上升到2010年的11.9%。
二是干部考核制度，对干部的考核以GDP 增长为导向，主要考核GDP增速、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至于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民生福利、环境保护等指标则处于相对次要位置。四是人口的需求带来经济增长红利。美国经济学家A.Mason和人口学家WangFeng曾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力增加带来的人口红利进行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口红利可解释中国1982-2000年间15%左右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人口的抚养负担轻，会提高社会储蓄率，增加资本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
三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即通过笔者提出的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拉动经济增长。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行业和区域其生产率是不同的，因为不同行业和区域的分工协作水平不同，分工协作水平高，则劳动生产率高。
从理论上看，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可以通过三个方面释放红利或促进经济增长：一是通过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红利。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何世界上许多人口较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产生现实人口红利的现象。之所以说是根源性动力，是因为制度变革是其他动力发挥作用的前提。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消除人口向更高效率产业和区域转移的障碍。
首先，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下降。人力资本投入增长率从4.1%下降到2.1%，对GDP的贡献率从20%下降到7%。故说发展是硬道理是对的，但说增长是硬道理则不一定对。提高人的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增加人力资本，使人力资本替代劳动力数量成为可能。
第六，大规模要素投入始终是上述动力的传输带。中国的工业化仍处于中后期阶段、城镇化仍处于加速阶段中，农村人口向更高效率的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空间还很大。
其次，五驾制度马车是三驾需求马车的马车。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也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仅从大致反映资金投入的M2变化来看，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M2从1990年末的1.53万亿元增加到2014年二季度的120.96万亿元。一旦步入增长主义的轨道，往往会倒逼形成如下一套制度体系：一是政府制度，即政府的主要职能变成了促进经济增长，而非提供公共服务，政府的角色演变成经济建设中的运动员而非仅仅是裁判员。人口越多，则需求越大。改革财政和金融制度，实现公共财政和币值稳定的目标。根据前面的分析，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动力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体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需求边动力，即通过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需求马车拉动经济增长。故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还有很多人在探讨：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新的经济驱动力在哪里？中国是否会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何为人口红利？各方面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
二是环境被大范围严重破坏。另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和预测，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4%经历的时间大约只要25年。
若发挥出来，还会带来很多红利。2012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9.4%，比上年增加0.27个百分点。
工业化、城镇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规律性现象，是一个历史过程，但在增长主义下，工业化、城镇化常常成为短期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被超前推进，因而出现了拔苗助长式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五是财政制度，财政支出的相当部分直接成为经济建设支出，主要服务于经济增长。少儿抚养负担下降使家庭生育目标从数量导向转向质量导向，会增加子女的人力资源投资。首先，人口的素质红利或人力资本红利还很多。
据人力资本测度结果，1990年以来中国潜在人力资本保持了1.55%-2.38%的年均增长速度，总体上高于就业总量0.40%-2.45%的增长速度。一则要有就业岗位，较多的劳动力供给才能成为生产性人口，才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
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等，与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有所不同，要素升级是要素质量和档次的提升。因为城市非农产业的分工协作水平高，因而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能带来更高的效率和产出。
据夏杰长的测算，1979-2000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28.6%。七是工业化、城镇化被超前推进，形成了赶超症。
劳动力投入增长率从2.6%下降到2.4%，对GDP的贡献率从13%下降到8%。从结构优化中的工业化来看，假设一个农业劳动力年收入五千元左右，同样一个人转移到非农业岗位后年收入可达到三万以上，千百万个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就能大大提高国民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完全否定经济增长，但也要认识到，长期奉行增长主义必然带来如下结果。除了人口的年龄结构红利（即狭义人口红利）外，其他四个方面红利带来经济增长的机理如下。
而就业岗位又取决于经济发展等。二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释放红利。
据联合国2011年5月份发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预测，203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组占比为16.47%。人口素质越高，则劳动生产率越高。
四是劳动力被过度使用，劳动者的休闲时间被过多占用，幸福指数下降。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工业化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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